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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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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弱勢者發聲:談司法訪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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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社工師的在職教育訓練課程邀請台大心理學系的趙儀珊老師講授「弱勢證人之司法訪談」,透過老師本身的發展心理學背景以及擔任兒童及心智障礙受性侵害被害人之司法訪談員經驗,分享了許多參與弱勢證人司法程序的實務工作,覺得獲益良多,特為文記錄。

在104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的修正法案,明訂:「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在兒童或心智障礙受性侵害被害人的服務經驗裡,他們面臨許多弱勢證人的現實困境,包括(1)不了解訴訟程序、相關角色與法律詞語;(2)不了解自己的權益;(3)不了解問題;(4)不知道可以提問;(5)心理壓力與創傷;(6)無法配合詢問或訊問的速度、複雜程度,同時擔心不被相信。因此亟需他人的協助與引導,才有勇氣吐露許多不堪回首的片段,慢慢地拼湊起事件的全貌。面對學齡前的兒童或者是心智障礙者,應考量其所處的發展階段與心智成熟的程度,但實際上不少司法與警政體系的工作者,容易以成年人的角度來看事情或發問,忽略了弱勢證人的處境與自主性,一不小心反而造成二度創傷。因此,如何與個案建立關係是最為重要的前提,例如開庭審理時,即便只是坐在一旁打紀錄的書記官,都應向個案介紹其角色,一旦忽略許多微小細節,都可能造成個案的困惑而無法搭建起信任的橋樑。

此外,不可小覷關係建立的重要性,譬如接觸個案時應該先自我介紹,面對年齡較小的孩子,蹲下來與孩子的眼睛平視,雖然只是細微的小舉動卻是跨出雙方關係的第一步;而善用開放式問題與指示性問題的詢問與溝通技巧,也能夠幫助我們與個案的會談順利進行。

 其次,影響弱勢證人證詞的心理因素,包含記憶、易受暗示性、語言能力、社會情緒、精神症狀與創傷、年齡、時間、次數以及壓力/暴力等。以記憶來說,學齡前、學齡期與青少年階段的孩子,記憶的能力相距甚遠,尤其學齡前的孩子可能將平時看的卡通內容與自身經驗混雜在一起,所以遊戲治療的過程若加入太多想像空間,會產生證詞汙染的風險,且治療本身不宜涉及案情。此外,須格外注意弱勢證人的易受暗示性,像是兒童本身的記憶模糊、對事件經驗有壓力、聽不懂問題卻不敢說不知道、對議題不了解以及詢問者的身分等,都可能讓個案陷入被誘導的危險。

 回顧自己在急診兒科的工作經驗,由父母陪同就醫的孩子,父母往往會認為孩子的年齡不足以清楚表達事件的發生與經過,而習慣替孩子代為陳述,此時,在聽完父母的描述後,我們仍會聆聽孩子的聲音,針對大孩子,由精神科醫師和社工師分別與孩子及父母單獨會談,了解雙方對於事件的想法,以進行後續的評估與處遇。認識不同年齡階段兒童的發展與具備的能力,運用合適的會談技巧與工作方法,能夠幫助我們發覺那些需要被聽見、被重視的聲音。

社會工作室社工師 陳虹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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